文|徐 来
编辑|徐 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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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
唐朝有个宦官，活着时不声不响，死后石碑一出，才知道他千年前横穿印度洋，远抵中东。
海风起时，广州动了
开元年间，广州码头已经挤满外商。阿拉伯人、波斯人、印度人，拿着香料、药材、宝石，从海上过来，从这儿换走丝绸、茶叶和瓷器。
木帆船穿梭港口，潮水起落间，岸边码头的市舶司正忙着检货登记。
展开剩余90%这时候的大唐，不是只靠陆上驿道和丝绸之路撑起对外联系，海上通道已经铺得四通八达。
从广州出发，经海南、占城、马六甲、再往西走，就进了阿拉伯人掌控的洋面，海风一吹，几个月就能到红海或者波斯湾。
船上装的是货，也有可能是人。有人出使，有人经商，有人漂泊。
朝廷为了维持和“蕃国”的关系，也派出使团，使节中有大员，也有不显眼的角色，有人穿官服，也有人披宦衣。
这些人出去了，再回来，带的是情报，是礼品，是个体力也得硬、胆子也得大的差事。
广州的市舶司，只负责出发不负责归期。
海上能不能回来，风说了算，洋流说了算，还得看水手吃不吃得下那些生咸水饭。
就是在这片海风最硬的时代，一个叫杨良瑶的宦官，悄悄走上了船。
正史没记他出海，也没记他去过哪，只留下一块碑，静静埋在陕西泾阳。
千年之后才有人挖开那碑，字迹已经风化一半，但还是读得出：“出使西蕃，航抵黑衣大食。”
杨良瑶上路之前
杨良瑶出身弘农郡，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灵宝。他是唐肃宗朝进入宫中的，后来侍奉代宗、德宗、顺宗，前后近五十年，在宫廷里地位稳稳。
这种人不容易惹事，能活四代皇帝身边，得是会看人脸色，也知道什么该记，什么别说。
他有没有做过中官总领，没人考证过；有没有管过禁军，也没留下明确记载，能让地方给他立碑的，至少在中后期不小。
碑上有一句话：聘国使，出海远交。后人考了半天，才对上“黑衣大食”这个词。
中东的阿拔斯王朝，在唐代叫“大食”，因服黑衣，被称“黑衣大食”，大概就在今天伊拉克。
也就是说，杨良瑶不是光在宫里伺候，他还跑去外交过，而且不是隔着西域走过去，是从海上走了南线绕出去的。
海上外交，不是简单坐船游一圈。
得带货、带信、带礼、带人，回头还得带回来对方的态度。
怎么交接、怎么通译、怎么避免冲突，都是麻烦事。
碑上没说他出发的年份，也没说过程，只写“海舶出南蛮”，意思是从岭南出海。
又有“航历婆罗、羯南、大秦”，婆罗是今印度南部，羯南疑似斯里兰卡，大秦有学者认为是拜占庭，也有认为泛指西洋，这么算下来，这趟海路少说一年，多了两三年，还是单程。
那时的船，全靠帆，遇上风向不顺只能干等。
人得吃干粮，水得靠雨接，马蜂蜇了得忍，生病了没人救，船上有人病死是常事，也有船永远没回来。
就算这样，碑上写的是他“使毕归朝”，说明他回来了，完事不声张，按流程交差。
再过几十年去世后，地方给他立了碑，才把这段写进去。
这种话不写不会有人知道，一写才知道当年居然还有这样一桩事。
有个问题来了：如果真有这么重要的一次远航，怎么正史不提？不说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，连《通典》也不收。
学者查过，唐代确实有大量对外使节，可记得清的，大多是文官或武将。
宦官出使，本身就属于“例外”，正史的编纂倾向，不把宦官当成正式外交人选，可能有意忽略，也可能，档案没保存下来。
碑文来自地方，记录者也未必是朝廷派的。
也有可能是亲属，找个儒生照着讲过的话写上去，部分内容或许难以确认来源。
但石头是真的出土了，字刻得清清楚楚，地点也不是传说里的夸张，而是对得上古地名。
谁会编一个宦官出海去大食的故事来吹？当时没必要。
碑文没有夸功，只是叙事，风格和那个时代的神道碑基本一致。
海图上没有的路径
杨良瑶到底走了哪条海路，碑文没具体说，那几句“出南蛮”、“航婆罗”、“至黑衣大食”，已经给出方向。
南蛮，是岭南，婆罗，是印度南部。黑衣大食，在今天伊拉克。
这三点一线，拼出来的路线，就是从广州出海，穿过南海、麻六甲海峡、阿拉伯海，再进入波斯湾，这一整段，就是唐朝最早有文字记录的远洋航线之一。
比起后来的郑和舰队，这路线不绕，从南一直开到西。
没有大船编队，也没有万人的护送，杨良瑶可能就是几艘小船、几十号人。
外交还得靠翻译，海图不完备，只能靠舵手经验和星辰辨位。
唐代的航海水平，不是问题。
阿拉伯人能来广州，中国人就能去他们那边。问题是——谁敢去，谁能回来。
开元年间的市舶司，记录了不少外国商人入境，却很少提中国人出海远航，尤其是主动出使。
“航海外交”这种事，基本没人干，朝廷也不推，因为成本太高，结果不稳，而这次航行，碑文上只用了十几个字交代。
没有风浪，没有交战，没有受阻，仿佛这一切都是轻描淡写，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这不是走马观花，是跨文明交流。
“至大秦”，这是个重点，大秦，按汉代地图，是罗马，后泛指西方或拜占庭。
也有可能只是用来泛指阿拉伯统治下的地中海一带。
这就引出一个冲突：如果杨良瑶真去过那儿，那他的航程，可能超过了后来的郑和，时间上还提前了620多年。
他有没有带回地图？有没有带回当地风物？有没有给皇帝递交出使奏章？这些没留下。
只剩那块石碑，像在暗中证明：唐代的外交野心，并不全靠陆上丝路支撑。
考古学者查过碑的风格，是中晚唐的。碑文没有修饰语，没有文学浮夸，只讲经历，尤其那句“航婆罗、羯南、大秦”，按当时的习惯，不加虚词，是为了信实。
不讲场面话，只说到过哪，像是一份行程报备，而不是炫耀旅程。
有人拿这个说事，说他是“唐代郑和”。
其实不是类比谁的问题，是——他真的做了件没人敢做的事。
更关键的是，碑文后半段还有一句：“受命不违，奉诏毕还。”这说明他不是私行，也不是贪功，是朝廷派出，完成任务后回朝复命。
这句话，才是最扎实的部分。
为什么正史不写他
杨良瑶到底出没出海，这事不用猜，石碑挖出来了，字还清楚写着“航婆罗、至大秦、黑衣大食”。真干了事，可正史一个字没提。
主要卡在身份上，宦官在史书里，一般是干政、弄兵权，出海这种事不归他们写。
史官对宦官天然避讳，哪怕出使成功，也不会认真记。
再说路线，唐代外交讲陆路，西域有驿站，能掌控。
海路太远、太险，不是主流，出了事也查不清，海上外交，不在朝廷常规流程里，史书自然不认。
更关键是资料不全。他这趟出使，正史档案找不到，碑文也没写年份、诏令，只说“奉诏毕还”。这在史官眼里，难以立传，写也写不清。
再加上这块碑本来就在地方，还是千年后才出土的。
早期史书成稿前没资料，后来史书编定后也不会回头补写。
所以这事，就像一页漏掉的历史，被风一吹，压在地底一千多年。
有人说他是“唐朝郑和”，其实没必要比，重要的是，他确实从广州出海，一路走到中东，还活着回来了。
没夸功、没写诗，只在碑上留句“使毕归朝”，已经够了。
参考资料：
1. 赵志刚：《唐代广州对外贸易与市舶制度考察》，载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》2003年第2期。
2. 泾阳县文物局：《杨良瑶神道碑考释初稿》，刊载于《陕西地方志通讯》2015年春季卷。
参考资料：
1. 赵志刚：《唐代广州对外贸易与市舶制度考察》，载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》2003年第2期。
2. 泾阳县文物局：《杨良瑶神道碑考释初稿》，刊载于《陕西地方志通讯》2015年春季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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